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欢歌笑语，也有血雨腥风；有大踏步的前进，也有无可奈何的倒退；有事半功倍的惬意与快乐，也有弄巧成拙的难堪与苦恼……如此，建立一门关于形象的科学，也就是人的自觉所必需的了。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要求，宗坤明同志摒弃以“绝对理念”作为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把形象作为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历史统一体来研究，将形象学从众多学科的“屏风”后推到前台来，这对人类文明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这里，我想就这门学科建设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谈点看法，算是一个老兵对后生的“回眸”，同时也是对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思考和展望！

仅从字面上看，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形象”这个词由来已久。当然，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其含义是大不一样的。这在本书中也已概要列举。然而，不管这个概念的含义在历史上是多么的混乱，它至少说明了人们对形象的研究早已有之。这些研究的深度当然各各有别，但客观地看，也都构成了形象学的一部分史料。别的不谈，单从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易经》看，其中关于形象的讨论就很充分。这部以“王天下”为旨归的经典性著作，实际上就是以对形象的运演为中轴而展开的。其中虽然有神秘的和不科学的成分，但“象其物宜”的取向是影响深远的。在先哲看来，天地人是一体化的。其变化之道很难窥视，更难用言语表达。于是为了“开物成务”，“故画卦爻”来“参伍其变”，从而引导人们顺其道而行之。这其中到底有多大的科学性且撇开不论，取其实质则不失为人类文明的自觉展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轨迹：一是在天地人一体化的过程中，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作为单纯的自然物，而是作为区别于自然物的形象而存在的。“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易·系辞上》）这形象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也就是人们安身立命的依据。二是以象立教，“使民宜之”。“《易》者象也”。它“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因而如果正确地加以运用，就可以“使民不倦”，“神而化之”。而这正是“圣人”“成天下之务”的基本途径。通观这两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形象的研究就是要使人成为自觉的人。这同时也是要把历史改造为文明史。这种动向在历史上是一贯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象学一书的出版，也就是把这门学科确立起来了；或者说，著者把它从一门“潜科学”变成“显科学”了。当然，这种确立是一种质的飞跃，说是创建也无可厚非。这正好比说鲍姆嘉滕创建了“美学”；但并不否定美的研究在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关于形象的讨论在认识史上是相当可观的，如今又强烈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两个方面在宗坤明的“形象学”中都得到了应有的体现。这也说明了形象学由此而确立起来，其根基是相当坚实的。

从认识史上看，对世界存在方式的研究，在哲学中是一以贯之的。从哲学发展的历程看，人们对世界存在方式的认识，是在“否定之否定”中逐步明确起来的。开始，人们把现实世界看作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人也不例外。他是动物的一支。在这时，人们力图找到一种最基本的自然物如水、气、火等等来说明世界是如何存在的。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如何，也影响着人对认识对象的揭示，进而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上述两种倾向便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最初分野。然而，这种对立必然要走向“中介”。于是近代哲学得出结论：自然、社会和精神处在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事物便失去它作为自然存在的单一性，而成为一种散发着历史气息的形象了。这就是说，形象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地决定的。其研究成果必然要融会到形象学中。但由形象学的特殊使命所决定，哲学思辩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构成形象学的科学张力。它还要和其它多种学科尤其是艺术学交融起来，才能使它的科学使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现有的研究资料看，很多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礼仪学、心理学等等都涉及到形象的问题。不仅如此，在对形象的创造中，自然科学也会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由此而论，形象学就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这种综合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形象学的理论力度。

在宗坤明的形象学中，这种综合性得到了高度的体现。它没有丝毫的拼揍痕迹，而是作为一种有机的整体出现的。并且，随着整个体系的展开，这种有机性也处在不断的强化之中。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这种综合性联系交融在一起，也就使形象学获得了丰盈的血气，令人为之而振奋！

形象学是研究形象的。从逻辑的角度看，形象当然是形象学的元范畴。研究的结晶也就是对形象这个理性具体的整体把握。然而，由于形象是在人和自然的区别与统一中而孕生起来的；对形象的整体把握又是为了指导人对形象的创造的。这样，逻辑的起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而真正的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现实的人”，或者说是人和形象的现实关系。但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因为人和形象的现实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反映在认识领域内，也使人对形象的理解多样化了。从认识史的实际看，人们对形象的界定主要有三种：一是把形象看作人和物的外表。这样的形象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对象。现今的美容业即是由此而生发开来的。女士们把单眼皮割成双眼皮，她的形象就漂亮一些了。在许多美容店的门面上都写着“形象设计”。这里所谓的形象也就是指人的外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商品的包装也看作是对形象的塑造。据说，以前中国有好多商品是“一流的产品，三流的包装”，因而在国内外市场上备受冷落；而一旦“改头换面”，销路也就打开了。这一切说明，直观的形象和人的相互作用，是有广泛的现实基础的。对这种作为“外表”的形象如何设计，如何塑造？当然也是一门学问。二是作为形于外而诉诸内的整体。这里所说的“外”，是指事物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其“内”则是相当复杂的：对物而言，可以指它的性质特征、内在质量和经济价值等；而对人说来，可以指他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和实际技能等。这样的形象可以是内外统一的，也可以是内外矛盾的。如“绣花枕头一包草”，就是对这种矛盾的形容。由此而论，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和人的意识的能动性相对应的。易言之，这样的形象也就是作为一种认知对象而存在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她的内在品质是她作为形象而存在的决定性因素。相应地，人们对这种形象的认识主要着眼于它的“内”。当然，它是不是内外统一，也是人们予以评价的一个切点。一个形象看上去很漂亮，但内里很坏，它就会受到人们的唾弃；反之，一个形象的内容很好，但外表与其“内”不相适应，那也不会为人们所称道。只是与前者相比较在被否定的程度上要轻得多。这种“内”与“外”的矛盾，正是形象和自然物相互区别的认识论依据。在社会生活中，要求形象表里如一，文质彬彬，是人类进步的内在活力。而在这种“内”与“外”的区别和比较中，形象的内涵便与人的认知能力和是非观联系起来了。三是作为历史运动的主体而存在的。这样的形象在总体上是对历史过程的承载；对于具体的形象而言，则是作为历史过程中的活性有机体而出现的。据报载，为了塑造好交警的形象，某市制定了《交通民警形象标准》。内容包括：“警容严整，指挥正规，文明执法，便民服务。”显然，根据这四个方面的要求塑造起来的民警形象，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发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就是形象作为“活性有机体”而存在的现实表现。再从物的角度看，在历史的过程中，任何事物作为形象而存在都不是静止意义上的东西。即使是自然物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的运动贯通起来了。如山楂花作为美国的国花，就是和美国人的“拓荒”精神相联系的；法国人以百合花为国花，则“象征法国人爱好和平、安祥、自由和纯洁的民族性”。在这里，山楂花和百合花本来是自然生长的东西，但它们存在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相统一的“历史场”中，也就是以形象的面目出现的。显然，这样的形象与人的创造性相联结，在历史的过程中是具有生机的。

上述关于形象的三种界定，反映了人和形象处在这三种基本的现实关系中。具体的人和具体形象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规定性。而形象作为历史运动中的活性有机体，这在上述三种规定性中最具深刻性。它实际上囊括了上两种规定。不消说，在这种意义上确立起来的形象才是形象学的科学对象。但由于上两种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在发生作用的；因此也不能抹杀其现实意义。实际上，这种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形象作为活性有机体的具体体现。如交警的警容属于“外表”的范围；但这种外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交警这一形象的历史内涵的表露。如此，从现实出发，对形象的研究既要全面地认识人和形象的多层次联系，又要从中把握主导性的关系。这样，形象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在革命性的意义上统一起来了。

在宗坤明的形象学中，有两个概括性很强的概念：一是“形象化”；二是“形象效应”。形象化指形象的发生发展，它展现为一个过程。而形象效应则是指这个过程的一系列环节。由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所决定，形象的发生发展实际上是由人在其中起推动作用的；但起推动作用的人又是以形象化的内在机制为依据的。在这种辩证关系中，形象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也就一致起来了。然而这种一致性是通过对立的矛盾关系来展现的。因此对形象化动力机制的描述也就是要弄清形象化的矛盾结点及其激活方式。由于形象是以三种现实形态与人发生关系的，因而我们既要分析各种形态与人发生关系的特殊性，又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人们只有把各个层面上的具体规则和总体关系中的一致性结合起来，才能使形象的创造富有成效。这也是形象发生发展的基本走向。由于人在形象化的过程中既是主动的，又是受动的，这种主动和受动的统一也把人改造为形象化过程的实际体现者。在这个过程中，人推动形象的发生发展是通过对社会性的价值尺度的熔炼和完善来实现的。这种价值尺度是全面的，它涵盖着真、善、美的标准。因而当人在形象化的过程中起推动作用时，也意味着这种价值尺度是内在于形象的发生发展之中的。这种价值尺度在形象化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是通过人们调节和改造各种关系来实现的。而对这种关系的调节和改造，又直接与意识的投入相关。形象作为实物形象、意态形象和艺术形象的全部综合，是一个内在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意识的投入亦构成形象化过程的一个方面；但它必须服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才能在形象化的过程中发达起来。这样，历史的趋向性和意识发达的无穷可能性就好比“形象之网”上的经线和纬线，任何形象都是这两条经、纬线的具体结合。质言之，这两方面的交错也就是形象化过程中的矛盾结点。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即促进形象的发生发展。

相对形象化过程而言，对形象效应的分析也就是要从“截面”的角度来把握形象的发生发展。由形象化的矛盾结点所决定，形象效应实际上是现实的人和具体形象在历史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场效应”。这种“场效应”奠立在人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性和深刻性上。人要利用自然，又要在与物质的变换中解放自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关系必然要强化起来并决定着人们改造自然的力度。因而调节和改造社会关系就成为形象效应的本质规定。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欲为，但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和改造又可以使人的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推动形象的发生发展。何以如此，这是由抽象和具体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各种各样的形象作为“形象之网”的一个个“纽结”，必然要体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向；但各种具体的形象对这种趋向的体现又总是各各不同的。这样，在自然、社会和精神的总体关系中而存在的形象有两个基本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和物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作用，即实践；第二个层次也就是实践和精神的相互作用。这展现为“现实和理想”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一切形象的基础；第二个层次对具体的形象而言则具有突出的意义。这两个层次在形象中的表现，也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从而使形象既有普遍的效应性，同时又能给人以独特的享受。和形象的两重矛盾相适应，形象与人发生的“场效应”也就是通过抽象和具体的对立统一来实现的。相应地，形象效应也就是人对抽象和具体这对矛盾关系的自觉运用。

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人对这种关系的调节和变革又是人创造历史的基本途径。形象学既要对这种现实关系作出合乎实际的说明；又要说明人在这种现实关系中如何才能有所作为。这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宗坤明的形象学中是衔接得相得好的。他在全面地考察了人与形象的多种关系后确认了形象的科学内涵；继而又区别了形象的总和与具体形象的现实形态；接着从一般的意义上分析了形象化过程和作为其运行环节的形象效应。进而在形象与人的场效应中来把握真、善、美的聚合机制，最后进入艺术领域作总体性的说明。在逻辑地展开的每一步中，又都贯穿着一种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即把它引向历史来“拆解”这种逻辑。因此整部书中跳动着的是一种历史再造的脉搏。研究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和人在这种关系的作为实际上是形象学的主动脉。这就把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地结合起来了。由此可断言，这一学科的兴起将为人们创造一个更加美丽的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支点。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形象学把形象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把这种对象置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的总体关系中来研究。这就使得形象所包孕的矛盾关系既复杂，又深广。如此，亦可见这门科学分娩的大难与大快。

在认识史上，人们对形象的研究散见于多学科。反过来说，各有关学科对形象的研究只是从各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形象的，研究的也只是形象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环节。无疑，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形象学的确立准备了条件。在时代的呼唤下，形象学必然要以相对独立的科学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宗坤明同志适应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使形象学卓然而立。仅就此一点，也就值得肯定了。更何况他矢志沤心，十年如一日，是经过充分的思考后而提出来的呢。在形象学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许多观点都是很新颖的，其论证也是相当严密的。其中，有这样一些基本观点确实不凡。

在宗坤明的形象学中，关于真的层次界定及其过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存在于这三个层次上。但由于层次间的相互联系，各个层次上的存在又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既要看到它在所属层次上的规定性；又要看到它在层次间相互联系中的可变性。以此我们也可以对人的形象做出恰当的评价。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在客观性的不同层次上生存的。因而，各个层次上的人群和其素质的比重如何，往往决定着一个时代的风貌是处于上升阶段，还是处于混乱或倒退的状态。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他也可能在真实性的不同层次上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在正常情况下，个体人都是从真实性的低层次向高层次迈进的。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但由于高层次的客观性和低层次的客观性是相通的，因而个体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其生存质量由高层次倒退到低层次也是常有的事。比如一些人顺应历史的发展，为了革命的事业而出生入死，但当革命事业受到挫折时，往往心灰意冷，随波逐流，这就从“规律”的层次倒退到“存在”的层次了。这种人如果再堕落为行尸走肉，或为了肉体的享受而残害同类，那就从“存在”的层次下降到“自然”的层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确立形象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客观性的不同层次作正向的过渡，从而把更多的人带到光辉的彼岸；这同时也是人为了赢得更高的生存价值而走向永恒的必由之路。

我觉得，宗坤明关于美的动态建构论，是很动人的。在这里，他把“美的本质”抛到一边，却更深刻地把握了美的规律。美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又有相对的客观性。人们苦苦追寻的那种客观的美，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而在他所参与的永不停息的社会生活中。对他个人而言，美和他的参与程度是密切相关的；而对一个社会而言，美是在社会主流对历史的创造中展现出来的。个体人和社会主流的关系，也就是美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相互统一的依据。美的客观性是相对历史的趋向性而确立起来的，但她又和形象的独特性、人的创造性交融在一起。而生活是流动不息的；因此人们只有在动态的建构中才能真正把握美。这是很费神的，同时又是极愉快的事！而一切用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美的法则来说明美的各种企图，都是注定要流产的。

在宗坤明的形象学中，各种建树都在他对艺术的论述中得到综合了。当然，这种综合又是以他对真、善、美的论述为基础的。在这种综合中，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得到了全新的解释。我以为，这种思路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挥。从“映现论”的立场出发，艺术与生活的交融应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主通道。其中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需要认真探讨。

最后，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宗坤明贯穿在整个形象学中的思维方式。在宗坤明看来，形象的内在矛盾是在历史的运动中不断生成又不断消解的。人的思维只有适应这种实际才能真正获得真理。由此，宗坤明把形象的总和看作形象的“动态之网”，而把各种具体的形象看作这个网上的一个个纽结。因而，对形象总体的把握就要深入到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全面联系中；而对形象具体的把握也要深入到这种联系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在这种考察中，宗坤明同志以人和自然的区别与统一作为最核心的矛盾；由这种矛盾引发出形象化过程中的双重矛盾，即人和物、现实和理想的矛盾；由这两重矛盾又引发出三方面的矛盾，即“可行与不可行”、“应该与不应该”和“恰当与不恰当”的矛盾，分别对应于“真与假”、“善与恶”和“美与丑”的对立统一。接着在考察各方面的矛盾关系时，又引出了各自特殊的矛盾关系……。这一系列的矛盾关系在形象学中的展开与解决，无不说明了这种思维方式是把“改造世界”内在地包含在“解释世界”之中的。这样的思维是多维的、开放的和拓展性的。它尊重形象作为历史主体的品格；同时又要在形象的总和中来把握形象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并以此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客观依据。在形象化过程和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结中，具体、多元和不可逆过程中的内在建设性是最具决定性的历史本体；但这种本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从根本上要求思维也应当具有内在的“伸缩性”。它着眼于那变化着的一切在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实现自己的。为此它要在感性和理性的“回路”中、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伸展开来，并在相对性中辩证地体现事物的绝对性。概言之，这样的思维面对的是一组由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相互作用的未知值所构成的一种方程的变量关系。在这种变量关系中，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同时又都在具体的建构中相对地确定起来，并共同构成新的有机体的确定性。可以说，如果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类的认识史上能够确立起来的话，那又会使思维发生一次质的飞跃。这种飞跃对于人类文明建设的作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以上是我对形象学的一些初步认识。我深感作者的思路是非常开阔的，其理论的深刻性也是令人赞叹的。沉思之余，我觉得我们的时代太需要形象学了。比较一下，迄今为止的各种学科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赋予形象以各种意义，但各自的片面性也较明显。在处理形象与真、善、美的关系时，论者多把形象置于附属的地位，如说美是“自由”“和谐”“天人合一”的形象，形象成了中间各种定语（观念）的附庸。这在哲学上完全把问题搞颠倒了。现在西方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也称“形象文化”，使形象取得了本体的地位。“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当今世界就是形象的世界。这种世界与人贴得更近了。其原因是商品化对文化和意识乃至“潜意识”的扩张，使外部世界“削弱了他性”，出现了一个“内在化过程”；与此同时，“主体也零散化了，人们只追求现时的体验”。不难看出，这些论者的分析反映了西方的社会病，有些说法也有合理的成分；但他们视形象是“一种新的平面性，无深度感，严格意义上的表面现象”，以至认为在这个被形象充斥的世界上，见到的都是“复制品”，“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了”。这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自相矛盾必然要导致实际生活的混乱。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大潮来势迅猛，人们往往来不及梳理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历史联系，只好“跟着感觉走”，走到哪里是哪里，因而也就削弱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这亟待适合新的时代要求的哲学来引导人们走向科学的大道、走向美好的未来。可以想象，如果人们都能按照形象学的科学要求来塑造自己，那就会大大提高国民的素质。由此而论，开展形象学的研究、应用与普及，乃是“大科学”和“大教育”的深刻结合。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真、善、美的内涵又是在发展变化的。形象学作为历史哲学，同时又把“可操作性”内在地包含在它的科学规定中；这样，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就可以和科学的精神结合起来而重建信仰，并走进历史、走向永恒。斯如此，历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将在这个支点上掀开新的一页！虑及其中，我以为宗坤明同志对形象学的建树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是大有可为的，故奋笔以序，愿与同道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