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最后的金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拙著《形象学基础》一书，随后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如《文汇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百合花》（加拿大）等刊物相继做了报导。这总算使形象学成为一门“显科学”而问立世间了。当然，刚出生的形象学只是一株幼芽，还相当稚嫩；但她生当逢时，必将在新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接受选择，并茁壮成长。下面我谨就形象学与现代文明的内在联系做一些说明，以便就教于学界大家。

一

有目共睹，在当代社会，形象的问题既渗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也渗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开发形象的功能，形象概念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这个原来主要在艺术领域内谈论的话题现在已具有极普遍的意义。这个原来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作为事物外表被关注的东西现在已具有很深邃的历史内涵。因此，对形象的研究必然要纳入科学的视野，并为人们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支点。

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陆续发明了电话、电影、电视、电脑和半导体、光纤等，使得信息的传输和处理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以至于人们用“地球村”来形容相互间距离的缩短。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欣喜已被无处不在的信号所荡漾。那种车装马拉的“缃素黄卷”早被揣在衣袋里的一张光盘所代替。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即时看到几万里外发生的情形。东半球和西半球的人可以实时交换意见。打开电脑可以查阅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资料。……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们的视野开阔起来，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和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出现了主要依靠信息（其中也包括知识和技术）来发展生产力的“第三次浪潮”。这样的经济对能量和材料的消耗比之信息和知识的利用处于次要地位，因而人类智慧的较量在“历史的平台”上空前活跃，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准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二是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增强了商品交换的力度，开始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同时也使人们的社会交往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们在遵循“适销对路”的市场要求时，也使“人文关怀”得以不断的提升。三是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社会性要求。由于信息的传递快、范围广，任何事情的发生很快就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应，因而当事者不能不做全面而慎重的考虑。这也潜在地决定了人们要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随着通讯和交通的现代化，信息越来越占据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而对信息的利用必然要强化人与人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调适又内在地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要求。应该说，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既定的关系所制约，人们对科学技术和信息的利用，在某些方面和某些环节上，很可能是与人们的愿望、与社会进步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再则，由于科技成果和信息所作用的速度快，范围广，力度强，也加大了调适和管理的难度。一当在某个环节上出现疏漏，其损失也是很惊人的。一句话，科技的发展既可以施惠人间，也难免害人不浅。现在许多犯罪都采用了现代化的手段，就是明显的例证。从西方世界的现状看，人们在发达的科技面前，在爆炸的知识面前，在飞梭的信息面前，往往无所适从，甚至被压抑、被损害。应该说，这种现象是和信息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相伴随的。因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上帝”先划好一个框架然后再去实施的；而是由多种力的作用合成的。我们不必向迅猛发展的科技和信息问罪，而应该从中找出适合人的发展的最佳途径。

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形象学”的崛起便成为势所必然，同时又将因势利导。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信息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使世界上的一切越来越具有形象的品格和势能。这是形象学由“潜科学”成为“显科学”的内在动力。我们知道，把世界上的事物看作形象并不是商品化的产物，而是由来已久的。在远古时代，人们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就已经表明形象已插足历史。在最初的意义上，形象既是自然物，同时又是对自然的超越。这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区别与统一的生动体现。这也是说，当人与自然区别开来时，形象就出现了。这样的形象实际上是和人类的文明相伴生的。正因为如此，形象在我国最古老的典籍《易经》中就讨论得相当充分。那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颇值得玩味，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神。利用出入，民咸用谓之神。”（《系辞·上》）这意思大致是说，世间万物的发生发展都是以“开”和“闭”的方式实现的，开开闭闭无穷无尽，故而“通”。在这种“变”与“通”的过程中，一切事物都是作为形象而存在的，其生成法则如果能加以自觉地利用，那就会使人们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在这里，形象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有形可睹和有“神”可象的融合体出现的。其目的是既要“使民宜之”，又要“使民不倦”。概言之，创造历史的高明之处就是要运用形象的功能潜移默化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何以如此，根据《易经》的总体思想看，是因为这里所说的“神”——“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德”。其实，依我们今天的认识能力看，这形象之所以能出神入化，乃是由于她携带着可资增值的信息。一种事物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其价值和意义是大不一样的。这种价值和意义的渗入，即是她作为形象而存在的内在规定。相应地，这种价值和意义的大小，标志着她作为形象的势能如何。当然，这种增值总是和一定的条件相联系的。正是由于信息社会所提供的种种便利，形象所携带的各种信息可以得到多方面和高效率的利用，故事物作为形象而存在的品格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现在，当一种新的有亲和力的形象出现时，马上就会形成一种普遍而强烈的效应，甚至席卷全球。因此，利用形象的亲和力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便成了许多杰出人才的共识。当前，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广告。许多厂家和商家与媒体联手大做广告，其直接目的是通过广告形象的信息流变来创造财富；而客观上便加速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形象化。如此，便为形象学的诞生提供了鲜活的契机和丰厚的土壤。

其二，把握形象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向文明与进步的现实通道。形象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一种客观的规定。它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而形象的发生发展具有内在的轨迹。人们只有适应和掌握其中的规律性，才能自觉地创造历史。从理论上说，随着形象的势能不断增大，人们驾驭形象的能力也应不断提高，才能形成良性的发展势头。但事实上，由于信息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复杂，形象所爆发的内在能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快，越来越令人疲于奔命，因此这两个方面很难处于平衡谐调的状态，甚至相互脱节，相互背离，其后果之惨不言而喻。这就向当代的思想界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而迫切的课题，即：如何确立形象世界的“游戏规则”，又如何引导人们来遵循这些规则？为此，由于“第三次浪潮”最初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掀起的，因而西方社会的思想家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这即是针对“形象文化”所形成的“后现代主义”。由于后现代主义是从形象文化中提升出来的，同时又融入在形象文化中，因而我们把它称作“形象学”也未尝不可。然而，这种“主义”似乎多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上，如他们发现的“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削平各种“深度模式”和“沉醉于形而下的卑微愉悦中”等等，都不过是对形象世界的一种写照。后现代主义也有一些理论的总结，但总是给人以隔靴抓痒之感，如把这种文化的趋向看作是“对能量的赞美——一个无法被理解或无法被控制的世界的勃勃生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发现，这除了有些表述符合实际外，可以帮助人们开阔视野，也在某些环节上抓住了本质。如把社会看作“一座剧场”，是“供形象和角色相互表现的场所”；在这座“剧场”中，“它们不给观众或读者提供‘单价’的意义”，也“隐含着对世界及宇宙万物之意义和关系的一种根本易变性的宽容。”……全面地看，后现代主义作为形象学的前奏已提出了若干问题，并试图加以解答和总结，但远远不够，其中能作为科学原理确定下来的很少，有些甚至是“反社会”、“反文化”、“反美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必然要到处泛滥，这亟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形象科学来加以辩别和消解。当然，对我们而言，关注后现代主义已经提供的各种资料，仅仅是确立和发展形象学的一方面佐证；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追踪形象运作的历史轨迹，尤其要追寻形象的发生发展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展示的特殊性，从而为人们对形象的创造提供一种科学的参照系。——这是奔驰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人们不能没有的“方向盘”！

以上表明，确立和研究形象学，是历史发展到21世纪反映在认识领域内的必然升华。形象学带着有史以来的脐带，在信息时代的呼唤下落地，必将在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展现其独到的价值！

二

形象学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1）在历史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区别与统一是最核心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世界上的一切都“浸泡”在自然、社会和精神的总体关系中，即都是作为形象而存在的。形象的科学内涵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而凝成的历史规定（而非主、客观在“刹那间的融会”），其外延是历史地生成的一切。质言之，形象是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2）这样的形象既依赖于自然，同时又是对自然的超越。这种对立统一构成了形象的内在矛盾。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各种存在体被不断“灌注”相应的历史内涵，亦即处在形象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展现为人与物、现实与理想的双重矛盾的“共振”。（3）这种共振在“横截面”上又展现为形象效应。形象效应作为具体形象的相互作用展现出三方面的矛盾，即“可行与不可行”、“应该与不应该”和“恰当与不恰当”。这三方面的矛盾对应于真与假、善与恶和美与丑的对立统一。人的全部活动就是在处理这三方面的矛盾关系。（4）在现实生活中，这三方面的矛盾是不断消解又不断生成的，其消解和生成的方式也是随着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对真善美的认证总是暂时的、可变的；但艺术的创造又可以使真善美在其带有一定的“虚拟性”空间里而凝结起来并得以抽象地发展，从而激发人们作不懈的追求。（5）现实形象和艺术形象都蕴涵着形象的一般性。现实形象要在艺术中得到积极的提升；而艺术形象又会对现实形象发生积极的影响。因而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向。在这两方面的融合中，真善美便成为人们创造历史的内在法则。形象学考察的就是这种内在法则的形成和发生作用的机制。相应地，对这种机制的把握就可以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并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进步。具体地说，这种考察有助于人们解决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解决人们在形象世界中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

    世界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人又如何在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上立足并成为世界的主人？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哲学的本体论阐释，既处于历史科学的最深层次；同时在任何时代又都具有最充分、最强烈的现实意义。在信息时代，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许多人因为这种本体论的困惑而处在一种焦虑、烦躁或玩世不恭的状态。因此形象科学要成为新世纪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给予科学的回答。形象学不辱使命，营造了一种崭新的本体论构架，其主要内容可作以下归纳：

    一是以人与自然的区别与统一为内核，把哲学本体看作是“世界发展变化的原因”和“人们改造世界的依据”这两方面的统一。这样的本体对现实的人而言，既有外在的一面，又有内在的一面。其外在的一面表现为本体的律动性：人必须服从它的律令； 其内在的一面表现为人在本体的营构中获得了积极的肯定：把握了本体也就把握了世界，把握了自身的命运。就前者言，本体是至高无上的，是人的寄托。本体一旦失落，人们就会茫然无措。而就后者言，本体又表征着人的优越性，并使人的活动赋予积极的意义。这就是说，本体是人们通过本体论创造出来用以开发自身和约束自己的，是自我创造与自我约束的统一。这样的本体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本体。它不是时间的先在，也不是逻辑的先在，而是和现象共生的，是对现象的吐与纳，并且是在这种吐纳中确立自身的。相应地，本体论也不是指向其思维结果与对象世界的绝对无差别，而是在于以其内在矛盾的解决对于发挥人的能动性所展示的意义上。

    二是从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入手，确认形象是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本体即蕴含在形象的发生发展中。从经验事实出发，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有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层次。在第一个层面上，形象是作为感觉的对象存在的。这样的形象主要是以其外貌特征呈现给人的。这样的貌总是可感的。人们对形象的塑造，也就是要在观感上追求一种赏心悦目的效果。这种追求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因而在这种追求趋于现实的过程中，形象也就是一种感觉意义上的东西。在第二个层面上，形象是作为形诸外而诉诸内的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当一个东西以形象的面目出现在人的面前时，人们对其外貌的观感固然是它得以确立的一方面原因；但人们的思想触角不会仅仅停留在感觉的层次上。在人们改造对象时，必然要尽可能地把握该对象的特殊性；同时还要把握自身和对象的关系。这样，人们就要透过事物的外表而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如此，对形象“内外”关系的检视便使形象获得了更高一级的存在形态。人们正是在分析形象的内外关系的过程中才使形象的概念得到强化的。这同时也是说，形象的内外矛盾是它和浑一不分的自然物相互区别的现实根据。由这种矛盾关系所展现的形象实质上是一种知性对象。在第三个层面上，形象是作为历史运动中的活性有机体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形象，是深入在自然、社会和精神的总体关系中的。它在历史的过程中自我规定、自我消解和自我实现。它是一种自足的存在；但它又不是自我封闭的。在形象的总和中，具体的形象都在它特有的地位上对历史的行程发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意义。这种意义即是它作为活性有机体而存在的客观依据。全面地看，人和形象的这三种现实关系既有一定的区别，不同的人往往侧重于某一层面；但三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并在这种联系中发展着各自的内容。不言而喻，科学意义上的形象是以第三种方式存在的；但形象作为直观的对象和知性对象，在实际生活中也有其相应的域。形象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来把握其中的区别和联系，并从中引出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就是形象世界中最本质的东西。

    三是以历史的过程性为线索，把历史本体看作动态的建构，强调的是它的内在建设性。本体论的实质是对“客观性”的确认。而形象的三种现实形态应该说都具有相应的客观性。当然，不同层面上的形象所依据的客观性是不一样的。由此便引导我们对历史过程中的客观性做出层次性的划分。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客观性具有三个基本的层次，即“自然”、“存在”和“规律”。自然是对历史的源头而言的，这也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地；存在是对现实而言的，这也可以说是最广袤的包容，其中充满了各种随机性，同时也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各种可能并积聚着能量；规律是对人的能动性而言的，这诚如列宁所说：“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认识的一个阶段”（《哲学笔记》第158页）它指向历史的进步，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使命与归宿。而从共时性的角度看，这三个层次又不是相互分立的，而是在同一过程中相机并举的。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角度看，客观性的三个层次处在正向的过渡中，即从“自然”到“存在”再到“规律性”，并在这种过渡中发展着各自的内容，从而不断提高着历史本体的质级。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作为客观性在历史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未必是最高层次的客观性；但从总的趋势看，客观性的不同层次，总是要作正向的过渡，因为人对外在世界的开发和对自身的开发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而愈加丰富的具体必然要形成更高程度的抽象。质言之，历史本体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同层次的动态组合，这种动态的建构必然会凝成一种内在的建设性。这种建设性和“生物进化论”、“耗散结构论”等自然科学学科所揭示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长期以来，由于思维的惯性，人们总是在“本质与现象”的对立中来选择其一作为支撑点，形成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派别。前者强调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的活动都是受意识到的规律所支配的；后者则否认这种规律的存在，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一切都处在随机的选择之中。这两种派别都是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架中各执一端。而事实上，对人起支配作用的客观性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实现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客观性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比重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地讲，在上升的时代，人们都向着历史的趋向性阈限竞走，充满着蓬勃的朝气。而在倒退的时代，人们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只好在“存在”的现实性上熙熙攘攘。其中有些人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退化到自然的状态，即象动物那样完全按照自然的本能行动，如强奸幼女等。然而，由于不可逆过程中的内在建设性的贯通，“规律”在历史本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表明，历史运动的本体既不是理性主义者心目中的规律性；也不是非理性主义者眼中的浑沌，而是客观性不同层次的内在联系。这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内的彻底贯彻。

    历史本体作为多层次的客观性的动态整合，这对现实的人而言往往展现为“历史之谜”。人们只有在参与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谜底”。这个谜底给他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种大致的走向。这种走向即是由客观性的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过渡，而过渡的具体内容和过渡的“速率”却是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的。这种结合具体条件所作的过渡既使他的活动奠立在客观的基础上，同时又是他作为一个形象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当他在这种超越中发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时，他就感到自己脚下的这块基地是非常坚实的。于是，他也就达到了与哲学本体论的“对接”。

（二）   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关系中解决人的信仰与操守问题

    随着信息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人类既为自己的创造成就而自豪，同时也在这种成就面前表现出种种无奈。人们向往科技、知识、信息的应用，会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但事实上在信息经济的冲击下，社会体制很难立即完全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因此，人的信仰和道德操守难免要失衡以至塌陷。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表现得非常严峻。当前各种社会犯罪率的增大，就是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而形象学的确立和研究，则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独特的贡献。

    人总是生活在现实基础上的，人又总是有理想的。正是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关系才把人改造为形象。现实决定人的理想，而理想又是对现实的超越。这种矛盾往往使人处于难堪的境地。在这种境地里，支持人不至于堕落的就是信仰和操守。这种信仰和操守是形象富有光彩的重要原因。相应地，形象学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信仰和不可动摇的“道德底线”。

    这如何可能呢？一条根本的途径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力戒假、大、空，把人融入历史运动的内在趋势中。形象学以人与自然的区别与统一为基点，抽绎出人与物、现实和理想的双重矛盾，由这双重矛盾又抽绎出三方面的矛盾。人的全部活动实际上就是在处理这三种矛盾关系。而处理得好不好，也就展现为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历史冲突。纵观人类的发展史，真善美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内在规则在其中起作用的。这就为人的信仰和操守的建立提供了历史依据。信仰和操守的结合使人的形象既具有理想性，又具有现实性。在信息社会，如果人们都具有科学的信仰和操守，那就会内在地节制信息的无序性和散漫性。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即体现了这一点。相应地，要使“以德治国”的方略上升到科学的形态，就必须诉诸形象学的确立和发展。

    诚然，要使人们建立科学的信仰和操守，也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处理“可行与不可行”、“应该与不应该”和“恰当与不恰当”的关系，并作出适当的引伸。这种引伸的结果也就是真善美的升华。这也是说，真正的信仰乃是人应达到的真善美的更高境界，而操守则是作为一种“幅度”，或者说是一种“界限”而体现出来的。显然，这样的信仰既是人所追求的目标，同时又是可望可即的。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具有生命的活力。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人。因此帮助人们建立科学的信仰是完全可行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处理好善与恶的关系。

    善的本质表现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在比较纯正的社会关系中，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关顾是良性循环的。因此，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首先要丰富自己的社会性本质。这种丰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积极吸收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勇于实践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努力培养自己的集体主义精神等。这些丰富起来的社会性内化到人的发展能力中，他对社会的贡献就会不断增大。相应地，如果现实的社会关系能给个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的天地，个人的才力就能得到更大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客观上必然是有益于社会的。社会从个人那里得到了回报，又可以更好地支持个人的发展……如此循环下去，个人和社会都得到了发展，善也就从中体现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性的分析，一种理想性的说明。实际上，这种循环总是要碰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因为社会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这些具体的人不可能在一种理想的模式下来行动，他们总是要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抉择他们的价值取向。因此，理想的模式只能作为一种目标存在着，而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只能是阶段性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社会关系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利于人的发展的因素。综合地看，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这种发展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一定要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建立信仰和操守的基础。它既要求社会让个体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又要求个体人的发展具有充分的社会意义。但现实地看，这两个“充分”的展开既是必然的，同时又是有条件的和被限制的。因而我们只有从“两个充分”展开的必然性和“被限制”的现实性的矛盾关系中，才能把握善的全面性。这体现在形象效应中就是，一当个体人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于形象在积极的意义上得到暂时的克服，形象的善也就在扬弃与发展的环节上展现出来了。或者说，具体形象所体现的利益关系如果对现实的人在发展的意义上取得某种一致性时，善也就在这个人与这个形象的关系中被肯定起来了。这样的善既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同时又能跨越一切历史阶段把人引向美好的未来。如果说，在某种具体的利益关系中，善表现为个人对社会贡献的一种匹配；那么，在过程中，善就表现为随着历史进步的一种通配。

    基于以上分析，形象学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个人和社会在利益上的一致性与局限性，并正确对待这种局限性。就一致性而言，她可以帮助人们建立科学的信仰并坚定这种信仰；就正确对待这种局限性而言，它可以帮助人们建立道德的操守并不断整固这种操守。在这个过程中，信仰和操守都不是缥渺的东西，而是和人的发展相通的，是和人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可以让人们从“足下”起步而走进历史，走向永恒。在这里，形象学展现为一种“大科学”与“大教育”的深刻结合。

    （三）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致性上帮助人们解决思维的“伸缩性”问题

    马克思早就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提出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致性问题。这个问题在信息社会更为突出。因为信息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被赋予价值的，这种价值的实现显然要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这就是说，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一是信息的准确度和可与性；二是现实条件的可能性。只有这两个方面得到最佳的结合，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那么，怎样才能使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一致起来呢？这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种伸缩性排斥思维的单向性、单质性和封闭性，而是在拓展中来实现其有效性的。首先，它把形象看作不断客体化的历史主体。形象之所以为形象，是因为它包孕着历史的内涵。这种内涵是在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中凝成的，展现着历史的趋向性，同时又在不断地客体化。形象作为客体，它必然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作为主体，它又使这种规律处在不断的裂变和不断的复合之中，亦即和社会人的诸多特征相关联。这就是说，形象在历史的运动中是自在自为自主自律的，由此形成它的客观本质；但这种自在自主性又不同于自然物的自在自主性，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精神因素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必然要不断地复合其中，并不断强化这种客观本质。其二，把形象的自在自为自主自律与具体、多元和不可逆过程中的内在建设性贯通起来。形象的不断生成使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断丰富化。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具体既在相互碰撞而消耗能量，同时又在碰撞中激发活力，从而形成一种内在的建设性。形象既是对这种建设性的生动体现，同时又为这种建设性不断地输入能量。其三，在概念的流动中把理性与直觉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知道，概念是受制于逻辑的，而“逻辑的格”是经过实践的重复而固定下来的。这样的逻辑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效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逻辑的一贯性也就会发生“破缺”，即要使“逻辑的格”适应新的历史规定性。这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把握住对象，既要诉诸逻辑的格，使概念的表述合乎理性；同时又要在概念的表述中来“拆解”这种逻辑，从而使概念所表述的东西上升为“自由和真理”。易言之，人们要洞察形象的底蕴，就必须使逻辑和直觉相互补充、相互照应、相互消融，从而形成一种“诗性的智慧”。这种思维着眼于那变化着的一切在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实现自己的。它面对的是一组由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相互作用的未知值所组构的一种方程的变量关系；而具体的形象则是在这种多维的、动态的和开放的变量关系中获得相对的确定性的。形象学寻找的就是这种“相对的确定性”。

    形象总是具体地存在的；但具体又是在形象的总和中发生发展的。这样，对具体形象的研究既要研究它作为具体的结构和特性；又要研究这个具体和其他各种要素的关系。任何形象都是在这两方面的一致性上建构起来的。以人的形象为例，某个人作为形象而存在，是由这个人的躯体、社会地位、学识、经验、意志力和创造力等等因素综合而成的。这个人之所以是这样的形象，一方面取决于这些因素的质量和结构；另一方面又是和对他有各种影响的外部因素相联系的。只有在这两方面的统一中才能完整地把握这个人的形象。显然，这样的形象是多维的，且具有一定的发散性，并总是处在变化发展中的。如此而论，形象学作为历史科学，它不但要研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还要研究这种规律如何才能得到最生动和最有效的体现。为此，形象学一方面要研究形象发生发展的一般机制和具体形象在这个过程中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研究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以及人在这种关系中的实际作为。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才构成形象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性。于此，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一致性也就在科学的意义上被提升到统括一切的高度了。

    （四）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中解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以及艺术的走向问题

    形象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这就决定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都是以形象的方式存在的，由此也为两者的发展找到了真正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我们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理论依据。在形象学看来，世界上的形象可分作两大类，一类是有形可睹可触的实体形象，一类是意识形态的形象，形象的科学内涵既不是指前者，也不是指后者，而是对这两大类形象的一种抽象，即是对这两大类形象的一般性或曰共通性而言的。这样，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围绕这种共通性而展开才能卓有成效。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由人的类特性所决定，精神文明建设起着一种引导性、规范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艺术来实现的。广义的艺术包括一切能动性的创造如政治艺术、经营艺术、建造艺术等等。而作为意识形态的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是在整个艺术的发展中凝练起来的，同时又引导着整个艺术的进程。这也是说，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是相互交融的。艺术家的创造和普通人的创造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根据美的规律来创造的。这种规律展现为具体的独特性和人的创造性藉形象在一定历史高度上的统一。

    艺术形象是在现实形象中升华出来的。它之所以比普通的形象更感人，即是因为它是对形象一般性的积极提升。据此，我们势必要修正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把形象看作美的特性的观点。长期以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美看作一种实体性的东西，动辄就说“美具有形象性”，而事实上反过来看正好是对的。不是“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以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点”（蒋孔阳语）；而是形象具有社会性、感染性以及其他等等的“性”，所以才显得美。确立这一点，也就是要在美学领域内彻底纠正主观主义倾向，把倒置的“头与足”重新颠倒过来。二是文艺反映论。“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充斥在各类教科书中的一条基本理论。而实际上，这个理论是不准确的。因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生活也就是艺术从外面或上面所反映的内容。艺术与生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其中隐含着一种直线性、单向性和封闭性。社会生活作为被艺术所反映的内容必然要形成关于意义的抽象。这种被抽象出来的意义在创作中是通过形式来贮存、来展示的。但由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决定，现实形象的意义乃是多维的、流动的。形象在流动不息的社会生活中也是不断地获得自身的规定性的。显然，这种形象的规定性在艺术创作中是很难被“思想”钳制住的。真正的艺术创作实际上是沿着形象发生发展的内在轨迹而展开的。它既服从形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有一定的生发性。形象大于思想，这是被普遍承认的事实；而把艺术看作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就必然要使艺术创作束缚在某种思想的钳制之中，从而出现公式化、图解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使精神文明建设失去应有的活力。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形象思维实际上是源于形象又推动形象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实际上是将思维融入形象并使之在映现社会生活和捕获真、善、美的过程中得到积极的提升。在这里，自我拓展的形象是历史的主体，而人的思维只是顺应形象发生发展的客观要求并对此作积极的利用。这和人实际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程式是一致的。或者说，它只是在意识领域内将这种程式“模型化”、“理想化”，以便使人在实际活动中得到启发和受到鼓舞。这同时也说明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是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定。我们只有自觉地遵循这两者的一致性，才能在整体上推动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形象学的研究对于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性意义。那么，如何发展这门新的科学呢？我以为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不断完善和深化形象学的基础理论；二是对形象史和形象学史展开研究；三是大力开展形象学的应用性研究。这三个方面的展开与交融，必将使形象学蔚为壮观，同时也会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调制出最绚丽的色彩。